儘管俗話說：「人人生而平等」，但殘酷的現實是，這世界往往是不平等的。男女不平等、階級不平等、種族不平等、城鄉差距等等，充斥著你我的生活。而當我們欣賞著球場上許多原住民球員的精彩表現、優異球技時，是否曾經想過，到底為什麼一窩蜂的原住民會投入棒球這項運動？以及，中華職棒是臺灣棒球運動的金字塔頂端，那麼那些無法打進職棒的高中、大學原住民球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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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又是如何發展呢？這些都與社會階層流動、不平等現象、刻板印象有著很大關聯，此議題或許稍嫌嚴肅沉重，但這卻是真實存在的。
職棒元年開打時，原住民球員占四分之一（25%），2007年還有六隊的時候比例超過40%，在當時創下歷年新高的紀錄，在該年的六支球隊中，以中信鯨的原住民球員比例最高（55%）根據上禮拜城牆整理的資料（見此篇），現役四隊的一軍球員，原住民的比例也相當高，有40.2%(37/92)。普遍而言，「原住民擅長運動」、「原住民很會打棒球」諸如此類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在許多人的腦海，就像呼吸吃飯喝水一樣稀鬆平常，可能你我都不會深入研究或想知道細節。但這很值得瞭解。
來自平埔族馬卡道族的潘威倫。 學者林文蘭的〈運動參與的族群不平等：觀點和範例〉即針對這點蒐集相關文獻、仔細探討並歸納整理，關於「為什麼原住民會去打棒球」的解釋因素有：一、從基因體質說和生物性（先天）的角度，強調原住民的身體能力優勢和運動天賦。二、從治理說與國族意識的觀點，指出透過打棒球，能有效讓原住民得以「文明化」，棒球對於統治者（掌握政治權力者，此指日治時期）來說，是宣傳殖民統治成效的工具，同時它也有助於凝聚國族意識和提升臺灣在世界舞臺的能見度。三、從經濟誘因的說法，分析原住民球員的社經地位大多屬於中下階級，打棒球讓他們有機會改善經濟條件，因此強化原住民孩童打棒球的成就動機。四、從社會流動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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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棒球作為原住民球員的學習失敗的替代物、升學的階梯（體保生管道）和翻身之所繫。
以上四點是比較宏觀的視角，研究者提及，若進一步完整理解原住民打棒球的「集體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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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還需要下列三種分析視角：首先、歷史脈絡的路徑依存，提供原住民棒球知識傳承的教練人才，打球成為維繫部落的社會網絡和社交的工具，擁有運動推廣的環境，甚至發展出棒球部落和家族傳承、風氣影響的趨勢，臺灣棒壇有名的「陽家班」即是明顯不過的例子。其次、原住民球員在球場上的訓練體制和運動文化，蘊含著運動實作的族群特殊性。第三、棒球是原住民集體情感和記憶的交織核心，也是他們身體實踐和族群認同的關鍵所在。不少原住民球員（如陳俊秀）就是因為父親很喜歡棒球、但自己的條件無法成為職棒選手，才全力付出資源栽培小孩。綜觀原住民社會，這種案例俯拾即是。
值得分享的是，林文蘭的〈打出差異：原住民棒球夢的現實與虛幻〉一文中提到一次訪談紀錄：帶領原住民球隊的卑南族教練則指出阿美族和布農族參與基層比例都很高，但布農族有先天發展上的劣勢：相較之下，阿美族不僅人數較多，血統的先天因素也讓他們的身材優勢較為明顯，連帶造成職棒場上的原住民總以阿美族佔絕大多數。那，什麼是原住民打棒球的「社會效應」？原住民打棒球造成的效果，大致可歸納為四個層面：一、「媒體再現」的形象仍然流露出偏見，不僅「原住民具有運動細胞」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棒球運動成為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族群想像的基本原則，顯得單一貧乏，在原住民與漢人之間更形構出關於運動能力的意識形態，以及原住民投身運動的本質論說法和追求利得的形象。甚至曾經媒體會這樣下類似標題：「原住民球員『出草』，國際賽擊敗日韓」，可能造成負面印象的產生。（興農牛「三番刀」其實也是對於原住民的負面意涵指涉，只是十多年前，社會大眾對這議題還不敏感，因此沒有造成軒然大波）二、原住民球員雖然數量龐大，但在職棒教練或球團管理人員所占的比例卻顯得相當低，這也導致媒體報導上不斷再現而出的先入為主刻板觀點：「原住民有時太大而化之或個性較浪漫，可能是很好的球員，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教練。」三、從職棒退役的原住民球員，少數轉職擔任基層教練或是任職於臺北市養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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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大多則開店經營生意或進入服務業，甚至進入流動性高的不穩定工作，複製了原住民族群既有的不平等體制。四、即便臺灣職棒場上並未呈現出不平等或不均衡的族群堆疊模式，然而，透過積極鼓勵社經弱勢的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體育政策，卻在無形之中實踐了「內部殖民」的深層壓迫（用社會學的專有名詞來看，即是Michel Foucault「規訓」的管理模式）。
儘管棒球場上的榮耀與高薪成為原住民試圖向上流動、翻轉階級的推動力量，但原住民的棒球成就，卻讓許多學齡期球員由於投入運動訓練而減少課業學習，常常無法兩者兼顧，導致學習成就普遍不佳（指學科上的考試成績），非預期地蒙受了智識上劣勢的污名，優異的棒球表現反倒維繫了負面的族群形象與迷思（「原住民不愛念書啦！」）。根據100學年度的一份調查，原住民高中應屆畢業生，選擇體育系就讀的人數是所有科系第七名，對於一般學生（漢人）來說，大專院校體育系則是他們志願排序中的第四十幾名，差距顯而易見。由於靠打球而脫貧致富的原住民職棒球員比例顯著，擁有族群身分和社經地位的雙重弱勢處境，許多原住民把「社會流動」、「扭轉階級」的希望寄託在「成為職棒選手」這種達成難度不低的目標（PTT曾有討論文指出，打球要打到進職棒的難度大概讀書讀到進臺大醫科的等級差不多），把翻身契機「賭」在競爭激烈的運動機會結構中，投注青春在機會有限、轉職困難的職棒市場。這是一個「十賭九輸」的「賭注」（一般球迷往往會注意到發光發熱的球星，但更多的是被環境淘汰的球員們），一些進不了職棒（無論是受傷或是本身不夠強），後來大多都只能擔任勞力密集的粗工行業或是從軍擔任志願役，使得屬於原住民族群的階級不平等持續運作。
學者Hartmann指出，運動是一種攸關族群形象的「競逐場域」(contested terrain)，許多與族群主義和刻板印象有關的預設在此被重新賦予各種型態的評價。運動場上的各種實踐也是提供族群文化再生產的媒介，透過擊退強敵凝聚族群認同和自信，展現出族群的主體性。但這同時也帶來一些不利現象和結果，例如原住民優異的棒球成就，可能會被用來轉移關注族群分工不平等和教育成就的差異，作為社會流動管道暢通無阻的例證（但說穿了這只是「假象」，用「倖存者偏差」傳遞給大眾一個不那麼正確的訊息），甚至透過媒體而再現負面的族群化形象。一方面、原住民球員透過複製族人的成功圓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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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原住民具備運動天賦的形象，促使其內化此種被支配、被定型化的社會分工角色，讓打棒球變成實現族群認同的工具。二方面、在媒體再現中被塑造為運用天賦來脫貧和逐利的機會主義者。三方面、卓越的棒球成就和高薪並未成為消弭族群偏見的來源，反倒促成運動成就與生物本質之間的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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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者化身為下一代原住民的典範，使得原住民過度投注在追求風險極高的職棒勞動體制，形成族群內部競爭的對立狀態。
陽耀勳和張正偉都是阿美族球員。 近幾十年來，有許多的研究者在這塊領域努力蒐集資料，有助於理解「原住民觀點的棒球史」，包括：一、歷史性的球員訪談，例如：陳耕元、拓弘山、林清嵐；二、關鍵球隊和棒球部落的口述史，例如：嘉農、馬蘭、紅葉；三、原住民職棒球員的自傳，例如：郭源治、王光輝、陳義信、曹錦輝、林智勝、高國輝等。
學者期許，未來若能夠在原住民族棒球運動發展協會、學生棒球聯盟、中華職棒和棒球文史研究者的齊心努力之下，從多元族群行動者的主體性出發，持續蒐集多元的棒球運動參與者，那會是重新釐清臺灣棒球運動何以如此發展的關鍵線索，也有助於重新解構運動場域中的族群不平等。研究對象常聚焦在「族群」的社會學是門複雜的學科，任何現象都牽涉極廣，無法用幾篇文章甚至三言兩語就完整交代所有脈絡和來龍去脈，但透過這些用巨觀結構看待事情的角度，棒球就不再只是棒球，而能具有更深度的意義。
參考文獻：林伯修、洪煌佳（2013）。臺灣棒球中的種族堆疊。林文蘭（2015）。打出差異：原住民棒球夢的現實與虛幻林文蘭（2016）。運動參與的族群不平等：觀點和範例文字：城牆照片：城牆，
